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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绍鏊: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
来源:民进中央作者:王绍鏊发布时间:2019/9/10 8:25:46浏览:

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

王绍鏊

 

 一、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政党活动的回忆

 辛亥那年,我正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,开始参加政治活动,以后又参加国会的选举,当选为众议院的议员。因此,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政党的活动情况,略有所知。但究竟事隔五十年,加以自己当年写下的两卷大事记,在一九四一年日寇攻陷香港时,和放在九龙寓所的其他书籍一起,都已化为灰烬。所以只能把目前所能够想得起的点滴回忆,写在下面。

 中华民族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立

 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,除了革命派和君宪派外,还有相当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。在留日学生中,属于中间状态的也为数不少。他们学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法政,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。他们最初虽没有参加革命的组织,但以后看到清朝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,其中大部分人逐渐倾向于革命,终于转到革命派这方面来了。

 一九一一年,武昌起义之后,各省纷纷独立,清朝政权已呈土崩瓦解的局面。这时,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(以下简称联合会),以各省联合起来、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。我在上海见到了章炳麟。他一见我,就要我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。

 章炳麟原是光复会的首脑人物,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文学大师。孙中山先生、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,曾吸收光复会参加,并推章为同盟会机关刊物——《民报》的主笔。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,我陪同章到南京谒见孙先生,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。章对孙先生说:“各省虽已先后独立,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,情况十分复杂,需要有一个联合的组织,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,才能对付袁世凯。”可见章发起成立联合会,原来的意图是拥护孙先生的。不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为了争权夺利,瞒着孙先生,暗中指使蒋介石刺死了光复会的军事领袖陶成章。这件事发生后,章对孙先生起了疑心,袁世凯挑拨离间的毒计也就有了施展的机会了。

 这时,袁世凯的野心已经日益暴露,而各地的革命力量正是他篡夺革命果实的主要障碍。面对这个形势,他一方面以北洋军进攻武汉,想迫使革命军接受议和条件,从而扼杀革命;一方面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,对革命派施展拉拢分化的伎俩,以扩大他的权势,削弱和瓦解革命的力量。在革命派力量,不仅各团体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,就是在同一个组织内部也是互不团结的,而其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竟听之任之,没有想尽办法去求得革命力量的团结,这就给了袁世凯以可乘之隙。正因为如此,联合会和以后的统一党,都不可避地成为袁世凯猎取的目的物,并且确实被他所利用。这是我初出茅庐参与政治活动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。

 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一一年(辛亥)冬,总部设于上海。会长章炳麟,下设总务、文牍、交际、会计四个科。其人选是: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、副主任干事黄云鹏,文牍科主任干事王伯群,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,会计科主任干事张弧。一九一二年,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,总部的各科人事照旧。据我事后了解,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。张是熊希龄的人,也是袁世凯的亲信,袁就是利用熊的关系介绍张混入联合会的。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,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方面募捐得来,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;以后随章先生到北京,从各方面的接触中,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,才知道我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。袁世凯的另一亲信王赓(即王揖唐),经常与张弧秘密来往。合并为统一党后,袁世凯又利用赵凤昌(字竹君)去拉拢张謇。赵江苏常州人,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,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参事。张謇本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师生关系。袁随庆军领吴长庆到朝鲜时,张是吴的幕僚,曾受吴之命教过袁的诗词和八股文。但袁做了北洋大臣之后,就改称张为“仁兄”,不以师礼相待。张因此对袁很不满。然而,张本身也有弱点。他打着“实业救国”的招牌,和历任两江总督拉得很紧,在江苏挪用公款办了许多企业。在武昌起义以前,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对他非常不满,大有威胁他缴还公款之势。他为此遑遑终日,寝食不安。到了清室即将全面崩溃的时候,张謇就乘机策动程德全宣布独立,此举既是为公,也是为私。以后在程德全任江苏民政长时,有人在民政公署内放火焚毁了有关公款出入的档案,挪用公款的事情竟以不了了之。袁世凯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。究系何人放火,固然是一个疑案,但袁之所以始终不追究此事,正是拉拢张謇的一种手段。

 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员,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,主要是江、浙两省的人,四川、云南、贵州几省的人也较多;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学生,更多的人则是仰慕章的名望而参加的。

 统一党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  

 一九一二年,南京临时政府成立,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,宣告中华民国成立。但不久,孙先生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,推荐袁世凯继任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占了上风,对北洋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,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,遂使孙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。最后孙先生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,想以此约束袁的政治野心。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、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,成为孙、袁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。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制造种种借口,不肯离开北洋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。在这个问题上,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、妥协分子一样,唱着和袁世凯同样的调子。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裂,于是随声附和,也叫喊定都北京,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。

 统一党的这种妥协性不是偶然的。统一党的成员,包括我在内,大多是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,念念不忘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成立国会,并订出一部“象样”的宪法来,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民主,国家可以富强了。抱着这种想法的人,不仅认识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,反而对他有种种幻想,只要袁略施花招或稍加压力,便妥协屈服了。

 统一党改组为共和党时的内部分歧 

 参加统一党的人,正如上面所说,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,但其中也有偏左、偏右之分,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反动势力的代理人。因此,统一党的内部斗争,也是不可避免的。我和章炳麟的学生四川人黄云鹏等志趣相近,意气相投,当时自称为“少壮派”。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,我们和张弧、孟森等人很不相同。我们始终主张限制袁的权势,不让他的野心得逞;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,加以社会经验不足,把问题看得很简单,以致几次斗争都遭到了失败。一九一二年上半年,当统一党将要和国民协进会、民社等政团合并组成共和党时,统一党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争执的焦点在于究竟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呢,还是与统一共和党合并?当时的情况是: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,企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来。以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,其后台是梁启超,梁是完全拥护袁世凯的,籍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事,其动机可想而知。统一共和党是宋教仁领导的,其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。宋当时是袁政府的农林总长,因为要搞议会政治,也很想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,但是,有一个时期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反对改组为政党,所以他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合并起来。宋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谈过好几次。统一党在改组成立时,吸收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,这也是统一党被袁世凯和宋教仁看中的一个原因。在统一党内部,章炳麟和我们这些“少壮派”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,主张与比较进步的统一共和党合并,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,张謇、熊希龄、张弧、孟森等人的打算,恰恰和我们相反。在这一场斗争中,同我们“少壮派”站在一边的是少数,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弧等人的手里,章炳麟也无能为力,结果还是决定与国民协进会、民社等合并,组成共和党。共和党成立后,推黎元洪为理事长,章炳麟、张謇、梁启超等为理事,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党本部。以后,宋教仁的统一共和党并入了国民党。事后我这样设想:如果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组成政党,使为数众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跟着革命派走,中和左的两种力量汇合在一起,则以后情况的演变,可能有所不同,或者袁世凯还不敢那样过分为所欲为。当然,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天真的想法。

 因为我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,便脱离了共和党本部。那时我十分迷信议会政治,一心想当议员,就继续待在自己的家乡——江苏,不愿意到别处去。不久,庄蕴宽任江苏都督,找我去担任都督府外交司第一科科长。不到半年,参、众两院选举,因为现任官吏不能竞选,我便辞去了这个职务。庄蕴宽为人比较开明,我和他来往密切。后来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召开约法会议,六十个约法议员中,五十九人主张总统制,只有庄一人主张责任内阁制,他的这个主张,也许是受了我的一些影响。

 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章炳麟,特地打电报邀请章到北京去“商谈国是”,又派专人(大概是王赓)来沪迎接。我和黄云鹏等人随行。到京后章受到袁十分隆重的接待,并且给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名义。章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衔,还向袁要了一万元开办费,到吉林走马上任去了。他到东北后,无人理睬,碰了一鼻子灰又回到北京。

 共和党成立后,统一党中一部分与“少壮派”关系密切的地方组织,有一段时期保持了独立,没有和共和党发生组织关系。袁世凯把章炳麟请到北京后,王赓曾召集北京的统一党员,请章向他们演讲。原先我们还以为北京的统一党也保持了独立,没有并入共和党。但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后,才弄清楚北京的统一党完全是王赓一手搞起来的,不过打着章的招牌而已,实际上和章毫不相干。它不但没有保持独立,而且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党员的机构,到国会选举以后,又成了替袁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。那时,宋教仁住在北京西郊三贝子花园(即现在的动物园),我常去看他,有一次,宋先生对我说:“现在情况既已如此,你们还是并入共和党吧!共和党内有比较进步的民社,而统一党还有不少青年人,双方齐心协力,还是能够推动共和党为革命做一些工作的。同盟会方面,现在大家都已同意改组为国民党,你们并入共和党后,将来和民社在一起,可以和国民党互相提携。”我回到南方,便把宋教仁的主张以及在北京的见闻,对苏州的金天翮等几个保持独立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讲了,并建议他们不必再保持独立。后来这几个地方组织也并入了共和党。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,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,过了两天因伤重去世。我和钝初先生平时过从甚密,他给了我许多教益。他的被刺,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。

 竞选议员的活动情况 

 一九一二年年底,参、众两院开始选举。会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举,每省十人;众议院议员由各省分区选举,名额按照各省各区的人口和纳税多寡比例分配。在选举中,我发现有贿选的情况。以共和党方面来说,因为我不赞成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合并,就受到共和党本部的排挤,各省提“少壮派”的名,共和党本部总是通不过。“少壮派”几乎都是地方上选出来的,我就是得到同乡金天翮、金祖泽、钱崇威、费树蔚等老先生的支持而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。在当选的过程中,我还几乎被共和党本部所排挤,地方上提了我的名,而共和党本部的特派员某人就来同我商量,要我退让,放弃竞选,我的朋友都不答应。接着,他们又派人到我的老家吴江县去收买我的选票,据我所知,吴江盛泽镇就有五票被他们收买去了。共和党哪里有这许多钱来进行贿选呢?无疑是袁世凯用勾结帝国主义搞来的大借款在幕后作祟。

 当时的竞选活动,除了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,一般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。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,曾抽暇到江苏的苏、松、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。竞选者作竞选演说,大多是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。竞选者带着一些人,一面敲着罗,一面高声叫喊:“××党×××来发表竞选演说了,欢迎大家来听呀!”听众聚集后,就开始演说。有时,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,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。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。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;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,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,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。那时的选举有许多限制,例如,没有一定数目的财产,就不能参加选举。竞选者知道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,也就并不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;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绅之类的人。由此可见,当时从事政党活动的人,所争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“绅权”而已!这些来自士绅阶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所联系依靠的也是士绅阶层,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隔绝的。正因为这样,他们很容易被袁世凯这样的人所利用。

 进步党完全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 

 共和党组成后,在临时参议院中还不是多数党。一九一三年春,袁世凯想在国会中建立一个他能操纵的、足以压倒国民党的多数党,从而控制国会,为所欲为。因此,他又进一步策动共和党,同以汤化龙、林立民、蒲殿俊等人为中心的民主党,还有王赓一手搞起来的统一党,合并为进步党。这个党终于在五月二十九日组成,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,熊希龄、张謇、汤化龙、梁启超等人为理事。这个进步党完全是袁世凯的御用党。

 在这次改组中,共和党内部又是意见分歧,再一次引起激烈的争执。以前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的“少壮派”,这次同民社的人站在一起,坚决主张与国民党提携,共同监督袁世凯的同国民党相对抗的御用党。持这种意见的,共和党中有议员八十余人。其中以四川、江苏、湖北三省的议员居多,计四川有黄云鹏等近二十人,江苏有王汝圻、徐兰墅、胡应庚、解树强,王绍鏊等十余人,湖北有张伯烈、时功玖、胡鄂公、胡祖舜二十几人,另外还有其他各省的议员二十人左右。这八十余人,约占参、众两院议员的十分之一,是一个不小的力量。其中湖北的二十几人,大多是和武昌起义有关系的民社社员,比较进步,又拥护黎元洪,所以也不同意合并。争执的结果,我们这一部分议员保持了独立,没有合并到进步党里去,并且抓住原有的共和党本部不放。有人称它为“新共和党”,其实是没有并入进步党的“老共和党”。由于共和党的分裂,袁世凯想使进步党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的企图始终不能实现。在这种情况下,袁世凯只有继续从国民党内部去收买一些议员,另外成立一些小政团,供其使唤。例如,刘揆一成立了相友会,梁士诒成立了公民党,孙毓筠也成立了××会(已忘其名),等等(其中刘、孙都是同盟会会员)。这些都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。同时,这样一来,进步党的议席同这些小政团的议席加在一起,袁世凯才控制了多数。

 民宪党活动和国民党、国会被解散 

 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,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南方各省,但当时国民党仍合法存在,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,因为这时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。“大总统选举法”是“宪法”的一部分,不能先行单独公布,但由于袁世凯利用十四省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选总统的建议书,对议员施加压力,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众议院作出了先选总统的决议,以后参议院也于九月八日议决表示同意。袁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过,除了被袁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,也是一部分议员妥协的结果,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,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的所作所为。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。事实和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,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“宝座”后,更加毫无顾忌,终于把国会一脚踢开。袁不久就借口宪法会议直接公布大总统选举法,与临时约法、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不符,认为这样做侵犯了总统的职权,向国会提出质问。接着提出了“增修约法草案”,以图扩大总统权力;同时又派代表要求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,结果都遭到拒绝。到这个时候,袁就公开露出他的狰狞面目,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,说“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”,“形成国会专制”,以制造解散国民党、解散国会的舆论。袁的狐群狗党在他的授意下,大骂宪法草案“荒谬绝伦”,国民党议员是“国民公敌”并提出解散国民党、解散国会的荒谬主张。

 那时我天天到天坛去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,搞了约有半年的时间。在这个期间,宪法起草委员会中进步党议员汪荣宝、丁世铎,国民党议员张耀曾、谷钟秀、汤漪,还有共和党议员黄云鹏、解树强等一部分人酝酿成立民宪党,其主张是拥护宪法草案,拥护民主,认为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,不受外力干涉。但我觉得应当先把宪法搞出来,劝他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;如果这样做,适足以招致袁世凯制造新的借口,攻击国会,阻挠宪法起草工作的进行。与此同时,国会选举众议院的全院委员长,国民党议员张耀曾当选。其实,这个委员长的职权不大,不过办些事务性的联络工作。但袁世凯听说国民党议员当选了此职,大惊失色,竟说:“怎么,国民党的势力还是这样大!”于是他下定决定解散国民党,解散国会。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发出解散国民党的命令,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北京国民党支部,并在深夜里到每一个国民党议员家里去搜缴议员的证章、证书,共得三百余件,计算下来,两院议员仍够得上法定人数,还可以继续开会。接着,第二次派出军警,把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、国民党而后来已被袁收买为相友会、公民党等党派的议员证章、证书搜缴回来。然而,两次搜缴数还是没有超过两院议员的半数,于是又第三次派出军警,把二次革命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证章、证书也缴回来,这样才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。不久,国会两院议长即宣布停止议事。民国以来第一次成立的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抛弃了。

 以上回忆虽系一鳞半爪,但不难看出:窃国大盗袁世凯醉心于实力政治和独裁统治,当他还需要政党、国会作为“民主政治”的点缀品,或者这些东西还可以作为他的御用工具时,他还是用尽心机,不惜工本,要把它们抓在手里;当他不需要政党、国会时,就把它们一脚踢开。同时,也不难看出:在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旧中国,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,还是向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民主立宪,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;而且由于他们同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势力既有矛盾,又有密切联系,就使得他们非常软弱和动摇,有很大的妥协性,容易被反动统治者所利用,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政治工具。他们本身既没有多少力量,在当时的条件下,又必然脱离劳动人民;他们依靠的只是士绅、军队,特别是对外国帝国主义者抱有很大的幻想,所以不可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。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历史任务,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组织—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承担。

 二、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后

 三十年代我在武汉上海虽然买了一些马恩列斯的理论书籍自学,但在理论认识上是不深刻的,后来是得到好友——湖北大冶黄申芗同志的帮助,才逐步有所提高。记得我当时年青好胜,喜欢与别人谈理论,谈政见,我与黄氏每次见面总是进行剧烈的辩论,但他的热忱和卓识,不得不使我钦佩,从而对他很尊敬。我们谈到国际问题时,他源源本本地说明一国政治,在世界上决没有孤立也没有中立的道理,不归资本主义即归社会主义,将来必然地会形成两大阵营。这是第一点。他又说,凡革命政党没有严格巩固的斗争组织,没有铁的纪律,万万没有成功的希望,只有列宁、斯大林党的斗争组织最为严格巩固,有铁的纪律,这是第二点。他又说,辩证法决不是机械论,也不是教条主义,理论搞通了就会活用,这是第三点。中国的彻底革命,不能依靠资产阶级,只有靠无产阶级做主力军,并通过其政党,中国共产党来领导,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,这是第四点。经过与黄申芗同志多次的谈论,使我思想豁然开朗,对他提出的问题我考虑了好久好久,最后下决心,向他提出参加共产党的组织。黄申芗同志为我的入党介绍人,我进行了入党宣誓。这是一九三三年。

 联合地方军力、抗日倒蒋

 入党后我的组织关系归黄申芗同志联系,在他的领导下工作。根据党的指示赴港粤策动陈济棠和他的部队参加抗日倒蒋运动,并联系陈济棠和邹韬奋、黄申芗见面,后来我的组织关系转由钱纳水同志领导就与黄不发生联系。

 不久,又奉命赴北方去联系阎锡山,劝说他加入抗日倒蒋的阵营,并联络孙殿英以为响应。结果未能如愿。

 民国廿五年(一九三六年)六月十六日,我在浦口过江时,被中统徐恩曾部下的特务,用绑票式的手段,将我逮捕,秘密拘禁于南京城内灯笼巷的第二招待所。他们对我百般威胁利诱,终不为所动,我也未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到九月十六日又将我移禁于城外吉祥村反省院内“中央党部政治未决犯羁押室”,他们从我身上也未捞到什么“油水”,直至翌年“七七”事变以后,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时,我才于八月四日被释放。

 出狱后,我即设法找到黄申乡同志,将在狱中情况向他汇报,过了一段时间,黄即将我的组织关系转交上级金同志领导,组织上决定我此后不得再与黄联系。接受金同志领导后,就将我在工作中发展的关系也都交给组织上领导,我与他们也不发生关系。

 组织太湖游击队并到港沪活动 

 一九三八年间,我到太湖一带组织敌后抗日游击队,利用各种关系,团结各方面的力量,在敌后活动,我们党也派了一部份党员骨干到部队领导、改造地方上的游击队伍,哪知一九三九年春,我们所联系的程万军游击队伍突然叛变,我们的队伍正在浙江胡溇与汤溇(属湖州南浔地区)一带开会,被国民党嘉善县保安大队所包围,我们党派去的丁秉成同志、钱康民同志等数十人全部牺牲。我们损失是很大的,事发后给我们工作上带来很大困难,死者的家属,老老小小,哭哭啼啼,生活需要我们安排,我们不能不很好地安抚死者的家属,费了很大的气力,总算将死者家属安排好。

 过了一段时间,金同志去延安,上级派一位姓李的同志来领导我,用通信方法联系,一个月后,李同志写信约我见面,他告诉我,我在上海可能暴露了,需立即转移,组织上决定要我去的地方可以选北京、重庆、香港,经过研究我决定去香港。到香港后,接受潘汉年同志领导,由潘介绍徐明诚同志和我联系。当时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搞情报工作。在这段时间里我挤出时间学习俄文,补修英文,同时又教几位同志及小朋友学习日文。

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,日本帝国主义者突然向香港发动战争,我于是日清晨接到徐明诚同志的通知:“立刻过海,除换洗衣服外,其他东西都不必带”。过海后见别人都带有两三个皮箱,我也就想回去拿点东西,未得许可,去打电话托九龙的亲友帮忙,到处电话打不通。一般东西丢掉,我觉得没有什么,最痛惜的是我辛苦聚集的藏书及我从民国元年(一九一一年)起所写的大事记两巨册,这是无法去补偿的损失。九龙、香港被日军占领后,我和徐明诚同志的一位老师名叫王人麟(号迈群)同住于湾仔道。

 一九四二年春,叶文津奉潘汉年同志命,以上海新闻记者的身份来港观光,潘汉年同志改姓颜,他已在上海通过袁殊的关系和岩井公馆取得联系,再通过岩井的关系和香港副领事户根木联系,户根木的代表系小泉清一,我当时奉组织之命,代表老颜(即潘汉年同志)和小泉清一来往联系,后争取到他的帮助领得船票,于四月三十日由香港出发到上海。王人麟全家及老太爷等同行。五月八日到达上海,和王人麟分别,老太爷和一位女同志就住在我家。为了保护组织核心领导的安全,我的一举一动便不能不特别谨慎小心。从一九四三年起我秘密地赴亚尔培路俄文教授处学习俄文外,其他的时间,就经常打入敌伪分子周围,跟他们有所来往,目的是为了搜集情报。另外打入敌伪组织里面的是盐务署署长阮毓麒同志,他是淮安人,是在金同志领导组织时我发展他入党的,他对组织是忠诚的,每次布置他的任务,他都如期完成。他对于财政稽核的业务精通,经验丰富,颇有专家的声誉。为此组织上才决定他打入敌伪组织的财政方面,一方面是为了搜集敌伪的情报,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党筹措一些经费。

 我在香港期间,阮毓麒同志关系由小李领导,我回上海后,组织上决定仍旧要我领导他,我们相处得很好。不久他与我商量把浙西盐务管理局的一缺,让组织上推荐一位熟悉盐务而又忠实可靠的朋友去担任,经过请示后,我推荐了周君卓人去当浙西盐务管理局局长,以后周君源源不断地接济我们经费,直到日本人投降为止。阮毓麒同志由我们派人护送他去解放区淮安,据说后来死在淮安老家,甚为可惜。

 抗日胜利后推动民主运动

 日本投降后,在上海的敌伪汉奸残余势力逐步肃清,人民群众要求民主,运动逐渐萌芽滋长,我得组织的同意,参加了民主运动,藉此,可以在党的领导下,更好地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推动民主运动。

 开始活动时,我有三个小组织。一是邻居十九号的张纪元及梅达君、赵朴初、林汉达等知名人士。二、是潘子欣、曹鸿翥、曹亮、钱瘦铁、谢仁冰、冯少山等人士。三、是朱绍文、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,也包括谢仁冰、潘子欣在内。每星期在蔡禹门处开座谈会。有一次我将写好了的一篇主张先民主而后统一,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的意见书让一些知名人士签名的时候,马叙伦也有一篇上蒋介石书,他提出五个纲领,第一条就提出是“要统一军政”,却好与我的意见相左,故朋友将马的意见书交来时我不签名,而我的意见书传到马氏处,他也没有签名。但马氏见签名里有我的旧友谢仁冰,就去问谢意见书是谁人手笔,谢告知是我的手笔,马氏就请谢介绍我见面,见面后稍有争辩,但最后马氏就把他上书的原意撤销。约定先邀请双方的朋友在广和居开一座谈会,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、郑振铎、唐弢等,我这方面有林汉达、谢仁冰、张纪元等人,时值马歇尔(驻华特使)要来中国,大家主张扩大座谈会,多约朋友来参加。首次会议是在青年会召开,陈已生、许广平、周建人、曹鸿翥、梅达君、赵朴初、冯少山等均到会。第二次会议时到会的朋友更多,当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,于是定期在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讨论组织问题,经过讨论研究通过了简章及宣言,宣言内容以我的意见书为主,删去文尾,加上了几句口号,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。从此我就领导起民主运动来。但是对外仍推马叙伦为民主促进会主席。我作为他的助手参与一切活动。后来我曾一席担任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委员。

 一九四七年参加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,推选马叙伦,盛丕华等知名人士去南京请愿,要求实现和平民主,并组织十万人大游行,我担任大会主席。      

 当年十月份,民盟组织被国民党非法解散,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人民民主运动,逮捕进步人士,我也得到组织上同意与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去香港隐蔽。一九四八年五月,响应党中央的号召,随民主人士转入解放区,参加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在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。

 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我担任财政部副部长。

我的一生经历使我深刻地体会到: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参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,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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